写到这里，我还想起了彼尔的弟弟，满嘴胡须的大卫。前不久彼尔寄来信和书，我回了信，竟忘了问候大卫。我不知道大卫现在是否还那样惧怕和憎恶妈妈所做的烧白瓜，是否还每天缩在乱糟糟的床上读小说到深夜，是否还经常去公路上蹬着自行车超越一部部汽车然后发出胜利的开怀大笑。我记得那天夜里从他姑妈家回来，我与他同车。风很凉，车灯楔破的黑暗又在车后迅疾地愈合。他扶着方向盘再次木讷地谈起自己的生活。他不愿意进城去，说比他聪明的朋友进城后也没闹出什么名堂。他至今没有女友，也不愿意去跳舞，就爱一个人照相，骑自行车。“没有什么不好，我很满足。”他盯着前面的黑夜深深。
    我也忘记问候美丽的伊丽莎白了。-哥哥说她是家里娇气的公主，假期回家一定得睡自己的房自己的床，说不这样就不像回了家^家嘛，就是可以使使性子的地方。要是客人占了她的床，她就赌气不回来。当时我听到这些忍不住笑了，完全感觉不到彼尔的那种不满，倒觉得撒娇的权力当然应该属于她这样的妹妹，属于她柔韧的下巴和大眼睛。我们应该祝福她，愿她永远能为一张床而赌赌气什么的。
    明尼苏达，明尼苏达散发出泥腥气的蓝色大平原已经沉入地平线的那一边，在我迷蒙的记忆里渐渐蒸发。幸好，彼尔夫妇说他们今年可能来中国探亲，彼尔获得农学学位以后甚至还可能来中国定居。那么，他将成为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明尼苏达么？我常对彼尔说：“你坐下。你一’站起来，傻高傻高的，就给我一~种压抑感。”
    他笑着，就坐了下来。
    我总是嫉恨他身材的高度。
    1986年1月(最初发表于1986年《湖南文学》，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0
    逢纽约这个美国东海岸的都会有点熟透了的感觉，砖墙和空气一块块滞重发黑，人面和商业广告拥挤不堪，汽车和行人都技艺纯熟地竞相抢道，哪怕把优雅已经装备到牙齿的纤纤淑女也决不心慈腿软，很少外地人那种谦和礼让，一脚出去总是捷足先登，更不会对陌生人浪费丝毫微笑、问候乃至点滴目光。
    地铁里每节车厢都被胡涂乱抹出昏话粗话鬼话一塌糊涂，堪称纽约“十景”之一。地铁线像根系一样钻入百老汇大街和帝国大厦之下，盘根错节，于是就长出了地面上的树干和树枝一高楼疯长的纽约。
    这一切已经很难改造。
    我到纽约后给梁恒打电话，他是我的老同学，母亲又是我现在的近邻。这次我来美国，老人家托我给儿子捎来布鞋和衣料。
    接电话是女人的声音，不用猜，是梁恒的犹太族妻子，中文名夏竹丽。她说她很高兴，知道我可能会来，说梁恒可惜不在家，到机场接金观涛去了。我同金先生有过交道，读过他一些文章，想不到他今天也到了纽约。
    一个多钟头以后，有人叫我去接电话，这次是梁恒打来的。话筒里迸发出哈哈大笑，先是英语，后是中文，最后干脆成了倔头倔脑的土话……讲长沙话啰，好久没讲长沙话嗒。你是还不来，我就到中国克（去）嗒。什么事？谈判啊！国家体改委的邀请……”
    他的声音一点也没变，腔调一点也没变，好像还发自太平洋的那一边，发自七年前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里。
    当时放暑假，他还留在空荡荡的学校，埋头写什么电影剧本。有时候游魂似的夹着一本大书，不知是游到什么地方去。或许是寂寞够了，他终于出现在我们寝室，两腿一勾上了桌，长长食指朝空中某个位置一指，嘶哑着嗓门说：“……文学吗？文学在人民那里！你们写小说，应该同搬运工交朋友，同乞丐交朋友，同流氓交朋友。别林斯基说……”他从衣袋里摸出压得瘪瘪的火柴盒，捎带出几根零散火柴和纷纷烟丝。他引用抄录于盒上的某段语录，出自莎士比亚或别林斯基，加强着他令人肃然的人民论。
    “我写作就是这样，想出一个词，一句话，就记下来。想不出，我就到河边去走，到菜地上走来走去。”他宣布。
    我们谈小说和社会，谈当时讳莫如深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觉得很投机，立刻惺惺相惜。他兴奋得又是捏拳又是咬牙切齿。“痛快，痛快，太痛快了一一烟？”我没有烟了，他便东转西望，溜下桌去四下里“打狗找烟头他屁股高高撅起，把一米八几的大个头残忍塞入床下，好容易，头顶着一朵花花的蛛网，喜不自禁地捕来几个烟头，剐去湿津津的烟纸，与我们共享烟丝。他又觉得肚子饿，在墙角咣咚哗啦翻找半天，才找到半瓦钵剩饭，把一根筷子一折为二，也没菜，就大口吞嚼起来。
    几个钟头之前，他还邀请我们到他那间用高低床隔成迷宫般的寝室，钻进他那一角，喝进口咖啡，吃海鲜罐头，洋吃洋喝，使我们顿时觉得中国饭菜实在庸俗。现在，他能贵能贱，俗极则雅，把枯硬的饭粒也嚼得颇有风度。现代青年不就得有这种别扭吗？如同公众要吃要睡的时候，他们偏不吃偏不睡，而公众不吃不睡的时候，他们就偏偏要吃要睡^这才是个性解放的别出一格！
    他雄踞桌面咚咚弹起了吉他，唱起了歌，既有东欧革命歌曲的风味，也有《美酒咖啡》之类的港台伤感，歌声很有感染力。吉他技艺则宜看不宜听。
    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膀，神秘地说：“告诉你们，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最近已在上海召开。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我愣住了。什么党？自由党？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左派或正统？……那时候中国小民一听到这些“党”就吓得舌头僵硬。
    但他偏偏喜欢把话往狠里说，往心惊肉跳的地方捅。有一次他缺课好几天，据说是请病假，据说是去了黑龙江，回校以后向朋友偷偷宣布：“老子这次本想跑到苏联去的，可惜不顺手。”
    后来才知道这些不过是玩笑，不可当真。
    暑假过后，校园里政治气氛升温，他给我们学生会的壁报写稿，是一篇哲理小说，主旨是为“四五”运动翻案。这张壁报在湖南省第一次冲破禁令，批判“两个凡是”，歌颂天安门事件，引起了连续几日人山人海的围观，算是一次不小的政治地震。连公安部门都派了不少人前来拍照和抄录，了解学生的情况。
    接下来有北京的什么社论，政治气压骤然下降。据说梁恒对另一位壁报编辑匆匆忠告：“当心，你们改革派要翻车了。”
    这位编辑对我说：“你看，改革派变一下就成了‘你们’，第二人称！”
    我也对这第二人称恨恨了一阵。
    其实，人际之间无须这样敏感，人总是人，即无须高估对方的美德，也无夸大对方的弱点。岁月流逝，最终总是洗亮人们记忆中的一些亮点。有一次梁恒与某同学骑车外出，天热，同学的毛衣便夹在车座之后。偶然回头，发现毛衣不见了，便沿路找回去。一直找到天色渐晚，这位同学已失去了信心，说一件毛衣也就算了。梁恒却不罢休，见路边可疑的小孩，皆恶狠狠揪住其胸口，拷问毛衣的踪迹。若这一手不奏效，随即又绽开笑脸，掏出一元大钞，想诱出两个小良民来揭发藏衣的盗贼。他比毛衣的主人更顽强更勇猛更不要脸，最后几乎把沿街的房门一一敲遍，误了自己的事，还是没诈出毛衣的下落。
    梁恒没有对我们谈过他的童年和家庭。直到他出国以后，我才从他母亲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他父亲原是报纸编辑，曾被打成右派，后来离婚，下放，身残，全家有一段辛酸的日子。父亲去劳改时，梁恒还在幼儿园，节假日小朋友被父母领回去了，只有他孤零零留在空旷的幼儿园内，同一位守园的老阿姨一起，度过昏灯下的长夜。他还不知道母亲巳经离婚远走了。读小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只有他因父亲的政治问题被排斥在少先队之外。他哭过，冲着父亲吵闹过，后来想了个办法，谎称自己有大篮球，使中队长羡慕不已，网开一面让他入队一一他说他这是第一次学会“开后门”。
    梁恒夫妇合著的《革命之子》一书，成了美国最早描述中国“文革”的热销读物。书中谈到了他的初恋：女朋友的父母权势赫赫，看不起狗崽子梁恒，禁止这门婚事，把女儿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女朋友偷偷溜出家，最后一次去看他。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梁恒跪下去，把对方手上膝上的一块块伤痕全部吻遍。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是永远无法得救的贱民，只能用冰凉的吻，为自己的卑微为对方父母的凶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向姑娘赎罪一一这种情节相信让美国女人哭湿了太多的纸巾。（未完待续）